[40] 可能会有异议指出上述授权关系所指皆为权力授予，而非权威，但诚如本文先前指出，权力必须要伴随权威而存在，授予权力本身也意味着授予权威。
约翰王的统治早在其登基之前就埋下失败的种子。16世纪英国都铎王朝的议会尚遭俄国君主如此蔑视，作为其前身的《大宪章》始作俑者——英格兰反叛领主，谈何能在大汗、大公们恐怖集权统治下的同时代罗斯找到同道？ （三）为何法国未产生《大宪章》 英国宪政的起源，可以通过《大宪章》、同侪审判、《末日审判书》一直追溯至诺曼底公爵带至英格兰的调查制(Inquisition)。
[65]历史的轨迹如此诡谲，一项源自法兰西的制度，在催生英国宪政的同时，却在其本土湮没进历史的尘埃，两国宪政发展的轨道朝着截然不同的方向延伸开去。（二）封建援助（Feudal Aids） 当国王发生紧急情况或特别危机时，领主有义务前往勤王救援。该时期之初，东正教会作为一支强大的力量，对国家既支持又抗衡，但面对中央集权，教会最终承认了世俗政权的最高地位。到14世纪初，一个中央集权的法兰西逐渐浮现。士也被称为儒生，具有较大的流动性，社会动员组织能力也很强。
[35]这为英格兰后世普通法的发展夯下基石，也为《大宪章》王在法下理念的诞生埋下伏笔。教会、僧侣也成了集体性质的封建主，不过与其英国同行不同的是，东正教教会之首是都主教，起初由拜占庭帝国的君士坦丁堡教会任命，后由大公任命。其中可适用的主要监督方式有下述六项：[22]（1）听取和审议国家监察机关的专项工作报告。
第二项的受理事项可改为受理对国家公职人员违反行政纪律行为的控告、检举。虽然国家监察法与国家机关组织法一样，同属于宪法相关法，但国家监察法不仅有组织法的内容，而且有行为法、程序法和救济法的内容，具有混合法的性质。[5]国家监察机关作为国家机构整体的组成部分，其所行使的监督职能则是针对整个国家机关和整个国家公权力（甚至包括社会公权力）的。规定监察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和委员的产生、任免方式等。
[21]参见[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184页。[12]但从工作便利上讲，二者不加区分，不分彼此，其监督可能更有效率。
[13]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的《决定》赋予国家监察机关以监督、调查、处置权，公诉权仍保留在检察机关，但对拘留、逮捕权没有明确规定由谁行使，有待国家监察法予以明确。（6）其他依法行使公共事务职能的人员。（2）由法律法规授权，或者由行政机关委托行使公共事务职能的公职人员。（3）就监察机关的专项工作报告作出决议和向社会公布。
在这五项职责中，其中第三项（调查、处理职责）已为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定》确定的三大职责所包含，第一项（检查职责）、第二项（受理控告、检举职责）、第四项（受理申诉职责）、第五项（法定其他职责）则应在做相应修改后为国家监察法立法所保留。《决定》指出，实行监察体制改革，设立监察委员会，建立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的监察体系，是事关全局的重大政治体制改革。其次，国家监察法不同于《国务院组织法》、《人民法院组织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等国家机关组织法。（3）责令被监察的部门和人员停止违反法律、法规和纪律的行为。
（3）对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行为作出处置决定，对涉嫌犯罪的，移送检察机关依法提起公诉。因为监察机关（行政监察机关）在立宪时从属于行政机关，故未另行提及。
后者主要实施纪律监督。[16]见《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55条第2款和第1款。
本文凡引用或提及现行法律，均使用书名号，如《行政监察法》，凡提及拟制定但尚未制定的法律，或提及非特定法律的某一类法律，均不用书名号，如行政组织法、诉讼法等。笔者认为，国家监察法立法将主要采用《行政监察法》的结构模式，适当参考《人大常委会监督法》的体系设计。（2）要求被监察的部门和人员就要求被监察的部门和人员涉及的问题作出解释和说明。监察委员会主任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5）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由监察机关履行的其他职责。在救济法方面，我国还不可能建立完善的违宪审查和相应救济制度，国家监察又不可能适用行政诉讼救济，故目前主要只能依靠国家监察系统的内部监督和内部救济。
[19]双规为原党内法规《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案件检查工作条例》中第28条第1款第3项的规定：要求有关人员在规定的时间、地点就案件所涉及的问题作出解释和说明。（2）调查涉嫌贪污贿赂、滥用职权、玩忽职守、权力寻租、利益输送、徇私舞弊以及浪费国家资财等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行为。
至于国家监察机关内部的横向关系，则取决于监察委员会的内部机构设置的模式，国家监察法将不会对之作出具体明确的规定，而很可能留待今后监察委员会制定机构设置方案时予以明确。后者是按监督体制机制设计章节，除总则附则外，分别设置监察机关和监察人员章、监察机关职责章、监察机关权限章、监察程序章、法律责任章。
[16]此种关系属于比检察机关内部领导关系领导性更强的关系。例如，调查权与侦查权究竟有何区别，留置与刑事拘留究竟有何区别，国家监察机关是否有权逮捕职务犯罪嫌疑人，如赋予其逮捕权，[13]是否应经人民检察院批准，等等，这些都需要国家监察法予以明确。
当然，这个范围是否适当，还需要在国家监察法立法时审慎权衡确定。前者调整的重点是对公职人员的监督，包括对人大常委会委员和常委会机关工作人员的监督。（5）人大常委会组织对监察工作特定问题调查。监察机关虽然不是行政机关，但监察机关的上述行为具有广义行政行为的性质。
因此，对监察对象向法院提起的这类诉讼，并将这类诉讼归入行政诉讼的范畴，这在理论上是能够成立的。国家监察机关 2016年11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方案》（以下简称《试点方案》），随后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
司法行为法和司法程序法（《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7]宪法诉讼法等）、司法救济法（冤狱赔偿法、司法赔偿法等） .国家监察法之所以不同于行政法和司法法，将采取组织法、行为与程序法、救济法三者合体的形式。监察对象违法违纪取得的财物，依法应当没收、追缴或者责令退赔的。
【摘要】国家监察法是国家监督领域的基本法，属于宪法性法律。这一保障和救济机制是不甚完善的，对于有效保障监察对象的合法权益尚不充分。
但二者的具体关系如何，是否需要国家监察法予以明确？也许国家监察法不会直接规定国家监察机关与党的纪律检查机关的关系，但国家监察法立法时必须明确二者的关系。根据一般法律体系的结构，组织法、行为与程序法、救济法是分立的，三者分别构成单独的法律。这意味着，国家监察机关与司法机关在法律监督上既有区别，也有联系。指对违法违纪行为现场的勘验检查，是监察机关较常用的调查取证手段。
[17]《行政监察法》规定国家行政监察机关的监察范围仅包括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以及国家行政机关任命的其他人员。（5）在办案过程中，可提请有关部门、机构予以协助。
这是监察机关调查取证的一种手段。（三）国家监察机关与党的纪律检查机关的关系 关于国家监察机关与党的纪律检查机关的关系，中央发布的关于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试点方案》仅有简单的一句话予以表述：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监察委员会合署办公。
对国家监察机关的监督和对监察对象合法权益的保障和救济等。（四）国家监察机关与司法机关的关系 关于国家监察机关与司法机关的关系，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的《决定》给予了一个大致轮廓性的规定：国家监察机关履行监督、调查、处置职责，对涉嫌职务犯罪的，移送检察机关依法提起公诉。
